植根于文艺实践的土壤

植根于文艺实践的土壤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

　　作者：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分别于5月2日和23日发表重要讲话。从此，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有了自己的理论指南，奠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基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距今8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温《讲话》，再一次感受《讲话》对中国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所发挥的指导作用，领悟《讲话》精神对新时代文艺事业的启示，总结《讲话》在文艺理论上的卓识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所具有的价值，意义深远。

　　从分析、总结文艺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上的升华

　　《讲话》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它昭示了一个道理，即理论的生命力来自同实践的联系，只有针对实践发问，总结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并且把目标面向未来更加丰富的实践，理论才能常新。许多与创作实践相脱节的抽象的理论，对当时文艺实践益处不大，对未来也少有启示。

　　《讲话》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时间过去了8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可谓改天换地、翻天覆地，中国文艺发生的局面可谓繁花盛景、五彩缤纷。历史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但为什么《讲话》的理论精髓、精神实质，仍然常说常新？恰恰就在于它的实践性。正是因为面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思考和探讨了文艺与时代、社会、人民的要求之间的关系，《讲话》的精神才得以深深地植根于文艺实践的土壤，从而使得理论结论可以到实践中去检验，验证其生命力之有无以及是否强劲。

　　毛泽东深谙文艺之道，但他不是从文艺研究者、创作者的姿态上去谈文艺，而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看待文艺与革命、时代、社会、人民的关系，由此讨论究竟应当“为什么人”和“怎样为”的问题。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问题也是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时的重要问题。当时的延安，是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向往的神圣的地方。延安也聚集了一大批文艺人才。但正像《讲话》指出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调研中发现问题，从分析、总结文艺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寻求理论上的升华，这是《讲话》重要的前提。

　　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寻求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

　　为解决战时文艺的实践问题，寻求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讲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分析和阐释。这篇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那一时期对党内一系列系统性思考的组成部分。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此时正是毛泽东第二次讲话之前，他在会上强调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础。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这些问题的指出，包括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文艺界内部的团结等问题，毛泽东早有思考，并且与其他领域的问题作为整体来观察、思考。

　　1942年1月以来，毛泽东多次就纠正党内作风、改进新闻舆论发表重要讲话，其中的观点与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毛泽东认为很多干部“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提出希望革命干部要能看能写。他指出报纸言论“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所谓文风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同时又指出“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所以，党八股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此外还指出现实中“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这些论点，事实上已经指向了文艺如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如何适应革命需要等问题。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评价现实中发生的事，文艺家如何能够本着对时代和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去表现题材、揭示主题，这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问题。2月17日，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事后某日，专门邀请三位参展画家华君武、蔡若虹、张谔谈话。毛泽东说：“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林》（华君武作），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华君武说：“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乔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

　　应该说，华君武以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提出的问题也很有道理。的确，歌颂和批判各占百分之五十，讽刺的意味如何表达，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纸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这里，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了作品的社会效益问题。为了改进工作，延安内部的批评可以严厉些，再严厉些。但如果是在全国的报纸上发表，任何一种表达都会被人看成就是延安的本来，甚至授人以柄。慎之又慎的要求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要求的。

　　从3月开始，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开展调查研究。3月31日，即已召开作家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针对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过程中出现的冷嘲热讽现象，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他邀请作家萧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人搜集文艺界情况，包括“反面的意见”，并与作家们深入讨论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问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同时又要深入调查，以求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进行了充分准备。

　　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以及普及与提高、歌颂与批判，都是互相关联的问题，是既属于文艺又超出文艺的问题。4月下旬，他召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何其芳、周立波等谈话。参加座谈者中有人问，当时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对此，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如何对待延安，如何通过文学反映现实斗争，文学要不要及时反映现实，毛泽东以辩证的态度给予了回答和解释。

　　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引，文艺必定要走脱离时代与脱离大众的弯路

　　《讲话》既是毛泽东个人对文艺问题的系统思考和完整表述，同时也包含了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和共同意见。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着的偏向，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应当说，毛泽东5月23日的第二次讲话所指出的问题和强调的方向，是代表党中央向文艺家们提出来的。之所以站在这样的高度讨论文艺问题，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发挥作用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正像《讲话》开宗明义指出的：“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

　　《讲话》站在中国革命需要的政治立场观察和思考问题，在发现问题后，又经过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很慎重地提出结论。这些理论结论和要求，对于当时的延安文艺，对革命文艺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讲话》是面向现实的，目的是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它从现实的土壤里生长而出，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身处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国当代文艺的繁荣发展呈现出许多新景象，也面临许多新课题。80年沧桑巨变，《讲话》的精神和思想内涵仍然常说常新。这是因为，面对实践，使文艺承担起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使命是一切先进理论的根本追求。我们要以《讲话》的精神来学习《讲话》。《讲话》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没有先进的理论指引，文艺必定走脱离时代与脱离大众的弯路；同时，只有面对实践，从解决实践问题出发，由历史检验并证明其正确性，理论才葆有长久的生命力。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23日 09版）